也”。

他宣扬“忠恕”、“孝悌”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，赞美崔莺莺、张生的叛逆行为，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，而推西厢为“天地妙文”。

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，视人生若梦幻，所谓“天地梦境”，“众生梦魂”然而他又直面现实，并孜孜于述作，以为“生死迅疾，人命无常，富贵难求，从吾所好，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？”

可以看出，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。金圣叹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。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，如强分律诗为二解，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，颇为人所诟病。

他评水浒传、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，继李贽、叶昼之后将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。他自谓评书“直取其文心”，“略其形迹，伸其神理”，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，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。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，指出：水浒传令人看不厌“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”。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，“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气质，人有其形状，人有其声口”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，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。

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、复杂性，又应表现出统一性、连贯性的问题，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，后写鲁达涓滴不饮，“然而声情神理，无有非鲁达者”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，而“写得李逵愈奸猾，便愈朴至”。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，“一样人，便还他一样说话”。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，如说“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：一个是双文，一个是张生，一个是红娘”，“若更仔细算时，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。一个人者，双文是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