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演员们，不但总得反复地提醒她，绝不能为了戏把身子搞坏了，也为她的个人大事发了愁。

偏偏正当她初步成名，鼓足干劲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努力时，“运动”又开始了。

在精神上完全与世隔绝的她，由于根本不关心政治，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对传统曲目全盘否定。一下被打成了“封资修的黑苗子”，第一批受到了冲击。

此后她便迎来了生命里最黑暗的日子。每天被斗、打扫厕所的生活内容尚堪忍受，可失去了艺术舞台，却让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希望，没有了意义。

于是，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，她就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拴上了房梁。

但好在鬼使神差的，绳子断了，她居然没能死成。而险而又险的触碰到死亡边缘的滋味，又让她丧失了再一次尝试的勇气。

这样在 1973年，在她自杀未死的六年之后，她终以半残废的身心被“落实政策”到一家暖瓶厂当了杂工。

正是在这里，她的气质和美貌引起了一位镀银车间工人的爱慕。这个强壮的镀银工虽然比要她小上四岁，可还是对她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。

说实话，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，作为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不计较她身上的黑底子，这件事是让她相当感动的。

而且经历了迷茫、麻木、消沈后，她已渐渐回转为冷静、认命、无求。

在媒人的劝说下，当时的她想的就是舞台已经把她给甩了，永远回不去了，那么好，不如就找个丈夫结婚，像别人一样平平淡淡过完一生吧。

如此她才会嫁给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，对戏剧一窍不通，也根本不感兴趣的丈夫。而支持他们婚姻的全部基础，仅仅只是镀银工得知她这些年的遭遇，出于同情而湿润的眼睛。

只是又有谁能料到紧随其后的峰回路转呢？

1976年年底，刚刚结婚两年后，因为政局突变，又一次“落实政策”竟让俞宛妤回到了吧“北方昆曲剧团”。

1977年的春天，她开始重新练功。很快人们发现，她不但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去的舞台表现力，甚至她的票房号召力也大大超过了当年。

1978年她重登舞台，当她第一回演出传统剧目时，就获得了满堂彩，连续几场观众爆满，票子全部售出。

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由此开始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，广播电台请她做专访，电视台给她的演出录影，众多的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，期盼有幸能与她合影。

她成名了，成角儿了。做了二十几年的梦，绕了个大圈子，却几乎于一夕之间就美梦成真了。怎能不让人百感交集？怎能不让人欣喜若狂？

但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，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让人把握了，命运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显低劣了。

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单纯的好，或是一味的坏的。事业的成功一样给俞宛妤带来了烦恼与不幸，她的婚姻开始出问题了。

本来，在她刚刚重返舞台的时候，她婆家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，几乎所有婆家人都扬眉吐气，以她为荣。

但很快事情就变味儿了。

因为每日清晨都要去护城河边吊嗓子，她很难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，公婆对此看不惯。

她的丈夫也对她戏总是散得太晚怨声连连，很不情愿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。

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听戏剧磁带，说反反复复听了头疼，那简直到了人见人厌，处处喊打的地步。

最不可调和的，是她和婆家终因为要孩子的事儿产生了矛盾。她是希望能缓两年再说，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。

于是家里“三从四德”、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传统思想，成了对她宣传教育的主题。

但更糟糕